在放弃和被抛弃之间，我选择了放弃。去年下半年，公司调整组织架构和业务方向，同事接连离职或被裁员。工作压力猛增，纠结许久，这份工作才干了半年，我还是裸辞了。入职两个月的同事劝我坚持：“被抛弃那又怎样？我被裁了两回。”
恍如回到硕士毕业那年，我为毕业论文焦头烂额。眼看着论文稿迟迟写不出来，导师建议我延毕一年。我袒露心声：“老师，我从小到大就怕掉队。”我难以接受同学纷纷毕业工作，而我还要再熬一年的后果。后来我挺了过去，顺利毕业。
如今，裸辞快半年。面试一次又一次失败。手机振动，招聘软件的信息提醒有人查看简历。我点开页面，看到被标记：“不适合。”不管当时在做什么，心情骤然坠落谷底。
我参加了3月的省考，毫无意外，又没上岸。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考公。水涨船高的入面分，几乎斩断我对公考上岸的幻想。
那位建议我留下的同事，在我离职半个月后，也裸辞了。她说，实在熬不住了。她自嘲过去一年的高光时刻是，换了三份工作。
面对没有收入来源的焦虑，我试过做150元一天的兼职促销员，在展会卖一时热销的“俄罗斯”货。由于实在过不了心理那关，只干了一天。事后还报名社区的公益法律咨询，得知我没有违背法律，依然是个守法公民，才放下心。我也做过汽车展的调查员，人生第一次坐上某豪车的副驾，拿着平板电脑机械地向年薪五十万以上的受访者读问卷问题。得益于家人的支持，不用为生活费而烦恼，度过无忧无虑的大学生活，那时的我未曾想过，在失业后要为生存体验各类兼职。
居住的城中村手机网络差，我为免费网络找到社区的图书室，经常在那待上一天。社区图书室和大型图书馆不同，不是完全隔绝的安静空间。有时，门缝会传来老年合唱团的排练声，会听到大厅的社工为居民解答问题或是儿童活动室嬉闹的声音。以往我觉得这些声音吵闹，打乱我的思绪，接着坐立不安。可现在，我在这些琐碎的日常中感受自己还在正常生活的轨道上。
在社区长期待着，也总想做些什么。偶然在社区群看到邻里节招聘志愿者，我注册了志愿者，报名活动协助。社工看到我，说很少看到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参加社区志愿活动。我没跟她说，我失业了。依我的观察，社区志愿者大部分是宝妈或中老年人，也偶尔有为积攒志愿时长的中学生，鲜见二十多岁的年轻人。
邻里节有政策宣传和游戏互动摊位，主要是给居民提供文艺表演的舞台。我被分配在舞台前维持秩序，得以观看完将近两个小时的节目表演。表演人员以老年人和上兴趣班的儿童为主，他们既是表演者也是观众。小朋友席地而坐，打打闹闹，眼睛盯着舞台上的表演，时不时评价节目，就像是小时候在村里我跟父母一起去看大戏的场景。老年人在台上精神抖擞，自信十足。年轻家长则忙着为自家在台上表演的孩子拍照。我发现，同志愿者一样，也少有年轻观众驻留。想来也是，以往周末我一般待在出租房睡觉。
之后，我惊奇发现，在城市，不花钱也能参与各类活动。我报名青年夜校，体验非遗技艺；去蹭唱歌体验课程，简单学习唱完一首歌；去听行业讲座、职业分享，逛街头艺术展等等，这些看似简单，付出时间就能参与的活动，成了我和外界交流的主要窗口。但当生存的压力增加，不久后我对那些文艺活动也渐渐失去兴趣。唯独志愿服务，成了我为数不多的日常社交活动之一。
志愿者队伍已成为社区工作的组成部分。非工作时间，我总能看到有人在前台值班，给居民做一些简单的咨询。志愿者小队伍里有领队，他们日常在马路边、地铁里维持交通秩序。这些大妈大爷像是有使不完的劲儿，任劳任怨。以前我不太理解，直到有一次，我在志愿者服装上看到一句口号：被需要也是一种幸福。
元旦那天，没有亲友一起过节。我在志愿服务平台报名了一场灯光秀秩序维护活动。市中心的灯光秀是这座城市的文旅热点，但我没去过。社区志愿者领队是一位七十多岁的大爷，签到时他手有些哆嗦，我注意到他戴着助听器。随行的还有两位年轻的社区工作人员，以及一位大妈和一位大爷。他们之间互相熟悉，经常一起在社区活动。加上来自其他社区的人员，我们组成了一支近50人的志愿者队伍，大部分是中老年人以及女性。各社区的志愿者按照划分区域，熟练地就位，各司其职。
灯光秀分几个场次。有一场开始前，领队大爷给我指广场内灯光秀的最佳观赏位置，示意我可以过去观看。穿梭在人群中，远处的灯光时不时闪烁在人的脸上。有一位父亲，举起手机对着远方亮起五颜六色的高楼，视频里一个穿着工作服的年轻小伙，手上举着盒饭。父亲兴奋地问，好不好看。小伙子边吃着盒饭边说，今天加班。广场上，一位大妈小贩身上挂满灯笼、玩具，和同行交流如何躲避巡逻。在小孩眼中，飞向天空的发光弹弓，比灯光更迷人……结束服务后，路过广场外的烤红薯摊位，听到老板和同伴抱怨，元旦没有调休，生意也没想象中好。
我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一次又一次地参加这些看起来很无聊的站岗、没多少技术含量的志愿活动，但是这些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真实细节，让我觉得踏实和亲近。以往上班的时候，在公司、地铁、出租房之间奔波，忙于工作事务和与人打交道。下班后只想一个人安静待着，根本没有兴趣关注社区有什么样的人，有什么活动，周遭的世界发生了什么。
前两天，陈姐给我打语音电话，问我工作找得怎么样了。陈姐是一家社会组织的工作人员。我在参加他们组织的志愿活动中认识的她。我现在也偶尔志愿帮助他们做一些文案工作，日常有些交流。第一次参与他们的线下活动，是一场服务残障儿童的篮球课，我负责帮忙签到、陪伴儿童。投篮的时候，两个小朋友看到我多次未中，走到我身后，用手指戳我腰：“给你注入能量，下次一定能中。”“好，指定能中。”我附和着，内心涌起一股暖流。
陈姐跟我说，这些被诊断为“孤独症”或“智力残疾”的特殊儿童，平日里忙于康复训练和上学，能够接触群体社交的机会很少。在场陪护的家长也跟我倾诉，孩子一天天长大了，除坚持康复训练之外，唯一的希望是他们能融入社会，有正常的社交，所以他们很愿意参加这样的公益活动。类似的话语很熟悉，就像是很多人说过，不工作就会和社会脱节，久而久之就不会社交了，所以人不能长期不工作。我像是被击中了，某种程度上，我们一样。
那天志愿服务活动结束后，陈姐问我要简历，说有合适的工作机会帮我推荐。尽管我知道机会不大，也怕麻烦她，但感受到一种善意。通过她我得知，她所在社会组织近年公益经费也吃紧，面临着裁员的压力，这也是许多公益机构的现状。裸辞一事只有前同事和我一位好朋友知道，除此之外，在这座陌生的城市，唯有仅有一面之缘的陈姐关心着我。
(作者为广东自由职业者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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